来源：清风新医
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提到：“周恩来同志是严于律己、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。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。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，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，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，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，自觉接受监督，敬畏人民、敬畏组织、敬畏法纪，拒腐蚀、永不沾，决不搞特权，决不以权谋私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。”
周恩来曾经写道，“要经常反省，与同志们交换意见，经常‘洗澡’。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，非有不可。不然你的思想就会生锈，就会受到腐蚀，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，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：准备改造思想，一直改造到老。”
从周恩来的几件小事中，我们可以领略这位伟人对自己和家人的严格要求。
“改造思想，一直改造到老”
周恩来旗帜鲜明反对腐败，他认为党员及干部如果蜕化，就必然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，从而自己毁掉自己，“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、勤勤恳恳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”。他提出要准备改造思想，一直改造到老。
抗战胜利后的延安，生活仍很困难。有一次，警卫班几个战士凑在一起，想给周恩来副主席弄点吃的补补身子。警卫战士小魏出了个主意，拿四双旧布鞋去农户家里换了一条狗。
周恩来知道后，严肃地批评小魏说：“四双旧鞋能换到一条狗吗？老百姓之所以跟你换，是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，我们决不能侵犯老百姓的利益。”第二天，周恩来带着小魏找到农户家里，向农户道歉，并亲自付了钱。
“伯伯在我们印象中，非常节俭。穿的衣服也是补丁摞补丁，缝得里三层外三层。去世后，我们整理他的遗物时，看到都是缝补多次的破旧衣服，忍不住热泪盈眶。”
节省再节省，是周总理一生的习惯。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回忆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伯伯不让做新衣服，中山装不合身了，他让工作人员拿着这套衣服去布店配布料，然后用新料做前片，用旧料打翻做了后片，这样伯伯就算做了一件中山装，然而看上去前片的颜色略深，后片的颜色略浅。
他的一条洗脸毛巾也是能用多年，中间破了四个洞，卫士长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给他买了条新的，他发现后立刻让卫士长给他把旧的拿出来，卫士长劝说：“总理，医生不是跟您说了吗，您脸上毛囊之所以不断发炎，就是因为洗脸毛巾太破、太硬、不断摩擦引起的。”
以为搬出医生的“明确诊断”，一向尊重科学的伯伯就会服从。不料，他竟然想起用柔软的纱布缝补破掉的地方继续使用。最终，卫士长也拗不过他，只好请人帮忙用纱布缝补好让他继续使用。
周秉德回忆，伯伯当了27年总理，他一共只买过两双皮鞋和一双皮凉鞋。皮鞋中的一双，还是出访外国前，秘书怕太热，就买了双大一号的皮鞋，并且都是有重要活动或者出访、接待外宾才穿皮鞋，日常都是穿布鞋，包括到基层调研也是经常穿布鞋。这期间，有人看他皮鞋太破旧了，就送他一双皮鞋，他没穿又转送给了下属。这位下属穿了段时间觉得不合适，多年后捐赠给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。
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。周恩来很坦率地说，六七亿人口的中国，就一个总理，再穷也不缺那几身新衣服。但问题不是缺不缺衣服。他这样做，不光是一个人的事，是提倡节俭，不要追求享受，提倡大家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共产党员本色。
在周秉德印象里，伯伯吃饭特别简朴，绝对不要山珍海味，平时就只有一荤一素一汤，每次吃饭自己去盛，吃完饭把碗筷送回厨房然后再离开，有米粒掉了都要捡起来。周恩来在外面饭店请客，也是自费，而且不是象征性地付点钱，是按标准交。
1973年9月，他陪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。蓬皮杜走后，周恩来特地请随行人员到楼外楼饭店吃便饭。饭后，省里的同志要付钱报销，他坚决不同意，饭店只得收了10元钱。在他的一再要求下，又增加了两次，共收了20元钱。到机场后，他还担心付的钱不够，又留下10元钱请机场转交饭店。
这种公私分明、一丝不苟的精神，使饭店的同志们十分感动。他们核算这顿饭菜钱，共计19元多，并把饭菜清单、核算报告连同多余的钱，一起寄给了总理办公室。
“不靠关系自奋起”
作为国家总理，周恩来对晚辈十分爱护和关心，视如己出，发自真心地付出爱心爱意，这份亲情更多地表现在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他的侄儿、侄女等晚辈上。周秉德是周恩来的侄女。由于父亲周恩寿的职务低，分的住房就小，工资待遇又少，她们姐弟多，家里住不下，伯伯就让她搬到他家里来住。周秉德是最先住到中南海伯伯家的，因为新中国刚诞生时，经济上还非常困难，所以，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，下到一般基层行政工作者，他们都是只工作而不拿工资，实行供给制，每月仅发少量的津贴，在身边的子女都由组织上安排他们的生活。周恩寿是多子女的家庭，津贴不高，他要养活孩子、照管好家庭，有一定的困难。 在周秉德印象里，伯伯平时工作非常忙，都是匆匆来匆匆去。虽然他工作忙，可对他们姐弟的教育从来都是严加管教，只要抓住机会，就会说上几句话，“我虽然是总理，你们现在是普通学生，将来工作了是普通老百姓，自己的前途要靠自己奋斗。”在行动上，他不仅要求周秉德与普通人一样，遇到事情还不断反复提醒她，时刻注意要当个平常人。据周秉德回忆，伯伯总是教育她和弟弟妹妹千万不能搞特殊化。所以无论是读书、参加工作或者其他方面，他们从没借助周总理的特殊身份。 新中国成立前，周秉德的父亲周恩寿从事党的外围工作。解放后周恩寿找到周总理商议参加工作的事情，周总理便告诉他说：“你的工作不应该由我来定，应由组织来定，你先去学校学习。”后来，周恩寿进入华北革命大学。几个月结束后，分配工作时，周总理跟分配单位领导交代：“他是我的亲弟弟，分配他的工作应该职务要低，待遇要少。因为我们是共产党，不能像旧社会那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也不能像国民党那样追求高官厚禄。”
1964年8月，周恩来在外地的一些亲属恰巧都因公停留在北京。周恩来抓住这次难得聚在一起的机会，抽空给大家开了两次家庭会议。周恩来语重心长地教育晚辈要过好“五关”——思想关、政治关、亲属关、社会关和生活关。谈话是在严肃和活泼相协调的气氛中进行的。既有严肃的说理和批判，也不时夹杂着生动的对话或“插曲”。
周恩来对晚辈们的严格要求，使晚辈们受益匪浅。他们深切地感到“严”就是周恩来对他们的最真切的“爱”。于是，他们总结归纳出了十条家规：
一、不准晚辈丢下工作专程看望他，只能是公差顺路看看。
二、亲人来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。
三、一律到食堂排队打饭，有工作的自己买饭票，没工作的由周恩来付伙食费。
四、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，不得用招待券。
五、不准请客送礼。
六、不准动用公家汽车。
七、生活要艰苦朴素。
八、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，不让别人代办。
九、任何场合不能说自己和周恩来是亲属关系，不能炫耀自己。
十、不谋私利，不搞特殊化。
这些家规内容虽然涉及的都是一些生活小事，但却体现了鲜明的原则性。周恩来曾多次谆谆教导晚辈：“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，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，要不靠关系自奋起，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。”他还特别叮嘱晚辈：“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，都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，不要炫耀自己，以谋私利。”所以，在周恩来的侄子辈以及第三代的登记表里，都找不到与周恩来的“关系”。周恩来还吩咐晚辈要将“不靠关系自奋起”这个准则代代相传下去。
